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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建议开征遗产税 个税起征点不宜再次提高

发布时间: 2017-04-06 08:57:14

来源: 楼盘网

分类: 业界访谈


两会召开,关于热议的“个税革新”、“遗产税”、“企业税负”、“财税体制革新”等焦点成果最大争论在什麼地方?中国经济革新研讨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对这些当前热点话题回应和解读。

近日,中央财经指点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召开,提出推出来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产能过剩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了比较大的比重,爲什麼出现这种失衡?在国企革新步入攻坚阶段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去产能?两会召开,关于热议的“个税革新”、“遗产税”、“企业税负”、“财税体制革新”等焦点成果最大争论在什麼地方?中国经济革新研讨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对这些当前热点话题回应和解读。

房地产税可以抑制过度炒房

记者:今年的财政部义务中没有提到房地产税的表述,但有一些学者说今年出台可以性大,您以爲房地产税出台有哪些难处,对房价发作哪些影响?

宋晓梧:在这个成果上不时存在比较大的争论。从国外来说,房地产税关于过度投机有一定制约作用。由于要交税,可以就不像以前只坐等升值,空房子也要交税,必需思索这一本钱。同时,中国情况和国外情况也有不同,主要在于土地一切制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度土地主要是公家一切,而我们是国有的、团体一切的,没有公家土地。这是房地产税有较大争论的重要缘由。

我集团以爲,房地产税可以立法。假设出台房地产税,关于抑制过度炒房的现象会有积极作用。但出台需求思索土地一切权的成果,这是一个难点。

房地产税理论上是财富税,财富税也是一种直接税,集团所得税也是直接税,而营业税、增值税都是从流经进程中发作的间接税。财富税里,我觉得如今应该提出来的是遗产税、赠与税。革新开放以来,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但是财富存在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征收遗产税的条件应该成熟了,有利于调理收入分配,抑制一部分人财富的不合理膨胀。这方面也争议很大,早在“九五规划”中就提出要适时研讨开征遗产税,2012年,发改委和相关部门结合出台的关于收入分配革新的文件也提到要适时研讨开征遗产税。到如今又过去了五年,还是没有出台。

个税起征点不宜再提高了

记者:遗产税起到调理收入分配的作用,集团所得税也有着异常的作用。近期,有呼声建议提高个税免征点,您怎样看?

宋晓梧:在中国交集团所得税的人并不是很多,上次个税起征点提高后,缴税的人从不到一亿人下降到不到三千万人。如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征点并未提高,听说交纳个税的人又上升到一亿人左右。总体来说,关于我们这麼大一个国度,包括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加上国有企业职工,才大约一亿人交集团所得税。从这个角度来说,集团所得税起征点目前不宜再提高了。

税制应该对增加两极分化起比较好的作用。据国度统计局人员引见,经过二次分配,我们的基尼系数基本没有多大变化。这说明政府立法实施的税收和社会保证制度,并未很好地调理收入分配差距。

记者:个税综合分类革新中专项扣除方面,比如房贷、养老、二孩等抵扣个税,详细操作上您有什麼建议?进展爲何这麼缓慢,有什麼阻力?

宋晓梧:这就是家庭综合所得税成果。不只仅看收入,还要看家庭担负等情况。这个成果提出很多年了,义务量大,进展也相对迟缓。其真实兴隆市场经济国度,比如欧美实行综合所得税是很普遍的做法,这样愈加公允。至于阻力成果,我觉得不应该,真要下工夫的话不会这麼难。如今计算机这麼兴隆,又是大数据又是云计算,其它国度搞综合税制的时分,因特网还没有呢。所以我以爲技术上成果不大,还是调整利益格式方面要真下决计。

林张产业政策之争有一个缺陷

记者:您近期在一个演讲当中谈到创新机制的成果,您提出在制定行业标准和产业政策方面,行业组织应该发扬积极的作用,那你觉得中国国情内应该实行什麼样的机制呢?什麼样的行业组织才干有成效?

宋晓梧:过去我们主要是模仿和追逐,基本是引进兴隆国度的技术,按照其设计中止来料加工,我们挣低休息力本钱的钱。如今我们社会经济展开进入到一个创新展开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创新展开的进程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那这能否意味着政府就不能插手了?其实不然,严重科研项目比如航天、大规模射电望远镜、大型粒子加速器等,政府还是应该起主导作用。但真正构成居民消费品的创新产品,一定主要依托企业。所以二者不能偏废。同时,不管哪个企业创造出的新产品,最终都要落实到制定行业标准才干普遍推行适用。

像美国,除了食品药品标准需求政府制定并监管,其它的行业标准更注重企业和行业组织的作用,比如企业自行组织的钢铁协会、汽车协会等。德国的西门子,我们调查时问他们的标准是什麼,担任人很自豪地说,西门子某一项产品的标准已经不只仅是国度标准,也是世界标准。如今,互联网展开起来以后,相关技术标准哪些是政府先制定的?行业标准应该在企业和顾客的供需博弈进程中构成。企业在市场机制中,最清楚哪种行业标准最恰当。假设我们经济还处于赶超阶段,可以引进西方成熟的技术和标准。但到了创新阶段,政府应充分发扬企业,尤其是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方面的作用。中国企业在展开进程中需求有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作用一方面是行业自律,另一方面就是依法维权。包括市场准入很大程度上也应是行业标准起作用,这样政府简政放权也比较省事。

这一届政府提出行业协会与主管部门脱钩,去行政化。过去,很多行业协会政府部门介入很深,像是政府的从属物,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能起桥梁纽带作用就很好了,并不是该行业企业自发成立的,也难以发扬行业组织自身的维权和自律作用。国外的行业组织和政府虽然关系也很密切,但他们是独立的主体。我觉得,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革新小气向,让行业协会独立出来,与政府行政部门脱钩是一定要走的路。

记者:关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扮演什麼样的角色。“张维迎和林毅夫教授的产业规划之争”也对这个成果中止了争辩,您更倾向哪边?

宋晓梧:两位教授讨论产业政策、产业规划等,一方强调政府、一方强调企业,但我觉得奇特,爲什麼双方都没有提到行业组织,这是一个缺陷。我前几年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三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提出政府是一维、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社会组织是一维,企业是一维。我觉得三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而我们更缺乏的是社会组织这一维。至于在林、张两集团之间更倾向谁,我就不好再评论了。假设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讨论,应该说是政府干预过多了,越位过多了,留给市场和企业的空间少了。当然政府也有缺位,很多该做的事没做好,比如市场规则、监管、效力,还有税收和社会保证等方面。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应该更强调发扬市场配置资源的决议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实践上已经提出来了,但理论义务中要贯彻落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国有资本目前不必从竞争范围里完全参加

记者:目前,国企革新已经步入深水区,国企革新包括政府和企业双重性质,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中止革新?如何处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宋晓梧: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白国有企业革新是经济体制革新的中心环节,这个提法不时延续了将近二十年,时期国企抓大放小,分流下岗发作了很大变化,加上其他社会成果、生态成果逐步突出,2003年以后,国有企业革新是整个经济体制革新的中心环节的提法逐渐淡化了。

国企革新面临的首要成果就是产权成果。在国有企业革新的初期,我们提出一切权和运营权分别,但是那时就有学者以爲,仅仅一切权和运营权的分别是不够的。西方企业一切权和运营权的分别发作在企业内部,如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关系。从我们国度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一切权是由政府代表持有。所以有学者提出,是不是应该实行法律的一切权和职能一切权的分别,或许说国有资产的价值外形和实物外形的分别。价值外形就是资本,实物外形就是目先人们说的企业。理论上,国有资产价值外形与实物外形分别,肯定构成混合一切制,我集团30年前就做过这样的预测分析。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动身展“混合一切制”的成果后,国有企业革新有了一个愈加明白的思绪。

如今的争论在哪里?关于一些公同事业,关于军事国防以及关系严重国计民生的企业,国度需求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这个争论不是很大。争论比较大的是,在普通竞争性范围,国度应不应该继续作爲主要的持股者,或许主要的运营者,在竞争范围,是不是国有资本应该完全参加。

我倒不主张国有资本目前必需从竞争范围里完全参加。只需实行了国有资本价值外形和实物外形的分别,不管企业详细运营什麼,只需运营不错,可以经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将国有资本以价值外形投入,分了红还可以做大国有资本,或投向民生树立,国度要干的事还很多。但不要去直接运营实物外形的竞争性企业,不要干预竞争性企业的详细运营,真正实行政企分别。

如今理论成果是有些国有企业也去搞房地产,去搞些不应该搞的。在资源上、用地上,赋予了国企特许运营权和特别优惠条件,如今有了一定资本后又去挤占其他竞争性市场,这个应该做到一定限制。垄断性国企收入过高、特别是金融范围,行业收入分配不公,也是国企革新应该处置的成果。

另一方面,既然是国有资本,国度就应该拿相应的红利。相对来说,我们国度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太少,目的是2020年提高到30%,如今约15%左右,而西方国度国有企业普遍都在50%以上。多数红利沉淀到企业,变成了指点和员工福利,国有资本应该是全民一切,红利应该更多上缴国度,投入到基础设备或许社会保证体系的树立中。

记者:那您对近期部分央企拒不执行“退房令”这个事情如何评价?

宋晓梧:从一些研讨报告提供的情况看,我觉得具有行政垄断性国企不应该与民争利。早在2010年,国资委要求78家不以房地产爲主业的央企清退房地产业务,仅留下16家主业爲地产的央企,后这个名单添加至21家。这一点我也很奇特,爲什麼没有很好执行。确实很多都是央企炒作起来的,由于它得钱容易,不怕亏本。

还有,国企革新是从打破铁饭碗大锅饭起步的。要赋予企业用人自主权,用工、薪酬都应该是市场化的,做离任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也能涨能落。同时员工持股、职业经理人制度也应该引进。华爲不是国企,但是华爲员工持股搞得非常好,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地方GDP竞争是产能过剩更深层次缘由

记者:从市场行情来看,产能过剩企业中,国企占了很大比重。产能过剩的根本缘由是什麼?

宋晓梧:产能过剩成果跟国企有关系,但不只仅是国企的成果,它与地方政府的GDP竞争密切相关。关于当前产能过剩,存在两个要素:第一,硬预算和软预算的成果。软预算就是敢投,即使亏了也有人担着,这方面民营企业投资相对更慎重一点。第二,更重要的缘由在于地方政府竞争。我们强调GDP增长,招致各个地域GDP竞争,GDP排名不只各省、各市甚至各县都得排名。我记得前几年,人民日报上登一条消息,说南京市终于取消了对街道的GDP考核。

由于各地GDP竞争,地方政府出台各种违犯中央规则的政策措施招商引资。2012年,审计署审计的54个县中,有53个县2008年至2011年出台了221份与国度政策清楚相悖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文件。很多地方政府指点非常自豪地说,我在任这几年全都是项目年。我曾和一些地方指点谈过,这个项目明明眼看要过剩了,何必再上。对方回应说,只需这三年还卖得出去,以后过不过剩我不管。比拼最凶猛的时分,年终GDP排名最后的实行淘汰制,延续三年最后一名,市长也就当不成了。

干部短期行爲加上GDP竞争,我觉得是目前中国产能严重过剩的一个更重要的更深层次的缘由。

比如像光伏、风电,本来是清洁动力。事前听到很多资源干枯型城市转型规划,说今年要展开光伏产业、风电产业。听到第一个讲很高兴,第二个讲也很高兴,但听多了之后就担忧了,大家一窝蜂都搞这个产业,一定过剩。果其不然,风电设备和光伏也严重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成果完全责怪国有企业就有点不公正,必需摒弃地方政府GDP竞争。

记者:那如何处置?

宋晓梧:一定要处置好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顺应的现代财政体制。如今重要的一点是要打破传统的思想藩篱,要打破已经构成的既得利益格式。比如基本社会保证的事权,过去地方管,中央出准绳,我以爲应该提到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说了,一些严重的社会保证项目实行中央和地方共管。全国基本公共效力均等化应当作爲区域协调展开的基础性目的,如今没有做到,一些基本公共效力项目反而加大了区域差距。但至今这方面步履维艰。一旦基本社会保证事权中央来平衡,有的严重项目实行全国统筹,在现行财税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可以缺乏积极性,甚至有人担忧地方会把不契合条件的人弄到社保队伍里去让中央养。这就形就成了中央和地方的博弈。

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必需下大决计处置这个成果,这对树立分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非常重要。否则越搞越像诸侯经济,那不行。短期看你追我赶提升挺快,深层次的成果渐渐积聚,如今就流露出来了。

过去休息力本钱压得过低了

记者:您提到基本社会保证事权应该提到中央。目前就有养老金全国统筹的成果,目前遇到了一些阻力,您有什麼建议?

宋晓梧:假设要做到全国基本公共效力均等化,必需把基本公共效力的事权提到中央。从目前了解到的,由政府制定的相当于我们基本养老保险的公共效力部分,比如日本的国民年金、美国的联邦养老保险,都是全国统筹的。这方面我们走了一个弯路,其实1997年分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时就提出了全国统筹,应该是先抵达省级统筹,然后再抵达全国统筹,结果这麼多年了,由于利益格式的妨碍,特别是中央和地方,中央和省这两级财政的关系,致使基本养老保险迟迟没有完成全国统筹,许多地域连省级统筹也没真正完成。统筹的方向很明白,但理论步伐太慢了。

基本养老保险不统筹会构成很大的成果,比如关于企业投资环境很不公允。举一个例子,黑龙江企业职工基本保险缴费率暂时在22%。国企比严重、央企多、老职工多,地方担负很重。而广东吸引了大批外来农民工,老国企少,担负自然轻,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在13%到14%。 我们到黑龙江去调研的时分发现,本地企业在黑龙江展开起来,都不在黑龙江投资了,他宁愿到广东去投资,哪里投资环境更好,当然养老金担负只是一部分缘由。

有人举了这个例子,仅仅职工基本养老金这一项,假设在黑龙江办一个一万人的企业,平均月薪五千块钱,一年算上去工资六个亿。黑龙江和广东交纳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差9个百分点, 就是5400万。也就是在广东办这样一个企业,每年要比在黑龙江多得5400万。谁跑到黑龙江去投资?

黑龙江不到两集团养一个老职工,深圳十几个年轻人养一个老职工,差别太大。统筹范围越大,越能在更大范围内抵御风险,所以应该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区域要协调展开,基本公共效力均等化是个重要命题。区域能否协调展开,不是看人均GDP能否抵达分歧,而是基本公共效力是不是全国大体分歧了,教育、医疗、养老、社保,住房等大致水平分歧,还有基础设备树立,供水、供电、供热以及路途、网络等大体分歧了,区域展开就可以以爲大致协调了。

记者:如今普遍企业慨叹税负过高,休息力本钱过高,在去年发布的最新各省最低工资标准中,都有所调低。您怎样看?

宋晓梧: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本钱压力过大,适当放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合适的,这也是各国惯例。但是中国的理论情况是前阶段很多年工资增长低于GDP增长。此前多年过火依托低休息力本钱竞争,构成了一些历史欠账,我们工资、休息收入就有所欠账,大约从2013年左右、各地最低工资的调整幅度比较大,按照世界各国的阅历,最低工资标准应该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60%。2013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线连30%都不到,提到今天很多还不到40%。总体来看,我们如今工资占GDP比重还不高,还没有恢复到90年代初、80年代的比重,跟其他兴隆国度比,我们还是偏低的。

中国如今休息力本钱已经过高了?这个还需求研讨。从微观下去说,中国休息力本钱近几年有所上升,需求认清的是休息力总供给和总需求比例发作了根本性变化。过去休息力总量供给多,农民工、新增休息力每年都在提高,如今每年新增休息力递减二三百万,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以及乡村剩余休息力到城市转移增量逐渐增加,休息力供需发作变化,休息力价钱有上升的趋向,这是一个重要背景。

企业从微观角度还是感到本钱上升过快,但并非只是休息力本钱降低。江南化纤到美国建厂的事情,细心研讨了一下,比较美国的工资本钱,是中国的五倍。其他的运营本钱是什麼情况呢?用地的本钱比美国高9倍以上,有的案例更高,而且我们的地是国有的,有期限,企业用地普通50年。美国用地是永世的,买了就是你的地了,所以本钱不止9倍。再看流通本钱,我们国度比美国要高将近5到10个百分点。还有电力、自然气等,总体这麼一算,虽然美国休息力本钱高我们5倍左右,但在美国投资适合。

那麼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过去休息力本钱压得过低了,掩盖了其他运营本钱过高的弊端,如今休息力本钱合理提高,反而把其它本钱过高的成果流露出来了。这是一件好事,有助于政府片面思索改善企业运营环境。

很多企业嚷嚷休息力本钱占比大幅度提高,其实那是由于产能过剩影响运营本钱,产能过剩了就肯定大幅度添加产量甚至停产,原材料本钱大幅度消减,水电气也用不多了,可普通运营本钱以及人工本钱却不可以同步同幅消减。这样,在经济下行进程中,总本钱中休息力本钱占比上升是肯定的,尤其对那些难以减员的国有企业而言。

责任编辑: zhangyu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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